在张国焘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对领导人多有诋毁。只对两个人从始至终保持敬意，大加赞赏。这两个人一个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另外一个则是蔡申熙。的名字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而蔡申熙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还很陌生。

  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仅具备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蔡申熙，原名升熙，字旭初，曾化名刘辑明，1906年2月12日出生于湖南醴陵东乡花麦冲。1920年秋，他进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出乎父母的意料，他没有着意父辈希望的如“旭日初升”的旧社会仕途，却积极参加进步，与同乡左权、宋时轮等一起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4年春，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旧思潮泛滥之时，他毅然南下广州，投身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同年6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6队学习。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对中国的主张由同情、理解到支持，终于成长为一名者。1924年秋，他光荣地加入中国，成为在黄埔军校的精英人才。在军校，他与邓文仪、胡宗南等籍同学也保持了密切关系。

  1925年1月--3月，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东征军阀陈炯明，在滇军、桂军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以蔡申熙为代表的黄埔学生军教导第1团以不足两千人，在广东揭西县棉湖镇之役，击溃陈炯明主力林虎军万余人，取得东征胜利。战后，蒋介石说：“棉湖一役，以教导第1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首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棉湖战役，是蔡申熙参加的首次运动战，接受了现代战争的陶冶。

  1925年10月初，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进发，蔡申熙所在学生军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投入战斗，蔡在该军任营长之职。1 1月初，东征军终于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两次东征，蔡申熙披坚执锐，“沙场猛士”声名鹊起，深受在第1军任职的名将、有“老虎崽”之称的薛岳赏识。

  1926年3月，蒋介石借“整理党务案”排斥人，蔡申熙转而到李济深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担任营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亲率所部浴血奋战于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为第4军赢得“铁军”之誉立下汗马功劳。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蔡申熙奉命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失败，遂到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2师第2团担任团长。同年8月，他参加了“打响反抗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随即出任起义部队第11军24师参谋长，南下途中参加了江西会昌县城、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等战斗。9月底，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失利，蔡申熙不得已转赴广州，通过的关系，打入“铁军”警卫团工作。同年12月，他又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广州起义，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由于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广州起义又遭失败，他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身无分文，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逃亡生活。最为窘迫的是，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迫切地需要筹措一笔路费到上海与重新接头。

  邓文仪，字雪冰，与蔡申熙不仅是醴陵同乡，而且从中学起就是同窗好友，跟随蒋介石后，迅速成为蒋的亲信。

  这时，邓文仪已经官至少将，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钱，一边絮絮叨叨：“旭初，你呀，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申熙感到奇耻大辱，针锋相对地反驳：“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国民革命，自有公论！”他将邓文仪递过来的几十元大洋往桌上一掷：“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

  一口恶气虽然出了，但是盘缠仍然没有着落，依旧不能远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蔡申熙有些沮丧。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去找自己的老上司、时任第4军副军长的薛岳。

  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见到衣衫褴褛的蔡申熙，他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他拿出自己的衣服，招呼蔡申熙沐浴更衣，然后摆酒接风。

  酒席中，曾经是的薛岳也亮出底牌：“旭初，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但现在是当权，如果你不愿在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明白，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关怀备至、一个冷若冰霜，但都是想让他脱离。他本想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于是，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认为自身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事部工作，是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上海，他与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线年春夏之交，为培养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党亲自讲课，蔡申熙、许光达、王首道等参加了培训。周恩来亲自负责这个训练班的具体工作，在反动派的下，设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训练班存在近一年。由于周恩来的严密组织，在敌特暗探的眼皮下面举办的三期训练班，没再次出现任何漏洞，安全、顺利地为苏区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习，为蔡申熙迈向军政兼优打下根基。

  其间，蔡申熙看到了、朱德、方志敏等送来的许多对敌军事斗争报告，开始接触游击战问题。从蔡申熙早期的军事经历看，党内很少有人比得上：参加的两次东征，是近代化的战争；参加的两次武装起义，是新式的革命暴力；接触的各地游击战，是新型的中国式人民战争；参加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是我党早期的高级军事教育。所有这些，为蔡申熙成长为军事大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从1928年秋到1930年底，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危难之际，蔡申熙来到最严重的南昌，担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赣南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内心倾向革命。此时，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吉安东固圩地区，就任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2、3、4团，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有力配合了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后来，上述3个团又与罗炳辉部合编为红6军；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担任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运筹大武汉地区的武装斗争。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指挥红8军第4、第5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安徽宿松、攻湖北广济、克蕲春漕河镇、占安徽英山(今属湖北)，四战四胜，打出了红军军威。10月16日，根据的命令，红8军在湖北黄梅改编为红15军，由蔡申熙任军长，全军下辖两个团共2000余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蔡申熙最近一段时间工作的特点。他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短则两三个月，长的也不到半年。但是，电光石火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曾悬赏大洋万元要他首级；在吉安东固圩，他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称赞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15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他的名声随着成绩升腾，寻着足迹流传。

  但是，这些过人的业绩，还只是这位军事天才横空出世之前的铺垫，他最精彩的军事乐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创造的。

  红15军创立后，蔡申熙挥师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一时间，周围军如影随形，蜂拥而来。敌众我寡，怎么办?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黄埔同学许继慎、。

  许继慎，1901年3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土门店，黄埔一期毕业。北伐战争中，他是叶挺独立团2营营长。在强渡汨罗江、攻打平江城、勇夺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战斗中，被叶挺任命为前卫指挥，人称“铁军中铁将”，后任叶挺团的参谋长，成为叶挺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1930年春，许继慎被周恩来派往鄂豫皖苏区，领导整编(由黄麻起义军创立)鄂东北、(由商南起义军创立)豫东南、(由六霍起义军创立)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军，以实现鄂豫皖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0年4月，边区红军统一整编完毕，成立了由许继慎任军长、任副军长的红1军，共2100余人。同年6月至8月，乘新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许继慎率部主动出击皖西军，运用闪电突袭和围点打援战术，相继攻克六安重镇麻埠、霍山、英山等地，并在商城以南的四顾墩歼敌1个团，击溃敌2个团，取得了在皖西、鄂东作战的重大胜利，使刚刚形成的鄂豫皖苏区得到了扩大和发展。当年底，红1军已发展到12500多人，农民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20余万人，苏区总人口达到140余万。这期间，以许继慎为主，鄂豫皖红军独立地创造了类似“大步进退，游击战里歼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

  ，1901年11月出生于山西五台，黄埔一期毕业，大革命中开始军事生涯，1929年6月奔赴鄂东北，历任鄂东北红军第31师副师长、红1军副军长，是鄂豫皖地区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对，去找许大哥、徐大哥，向红1军寻求援助！”于是，蔡申熙率部由皖西经湖北英山、罗田等地，千里北进大别山，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谁知，步入苏区后，他发现“主人”红1军却全部扑向皖西。由于通讯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1军竟然隔着一座山头，擦肩而过。这时，正集结十万部队闪击根据地。于是，粉碎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阴差阳错落在了“客人”蔡申熙及其领导的红15军肩上。

  红1军离开苏区，担任“围剿”总指挥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意外地发现这里竟有一支替补红军——红15军。

  对于红15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从蕲(春)黄(梅)广(济)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1军会合，希望得到兄弟部队物资上的支援，不料一头撞进重兵包围的“陷阱”里。

  一是士气。隆冬将至，广大指战员仍身着单衣、草鞋，战士们体质显而易见地下降。根据掌握的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正规军就有7个师另加1个旅近1 0万人，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6个教导队约3000余人枪，敌我力量不成比例。许多人产生了消极心理，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纷纷要求离开鄂豫边。

  二是装备。敌人是正规军，装备精良，陆空军协同作战；红15军则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3发子弹。如此对阵，等于是徒手去缚虎，谈何容易?

  这时，新任鄂豫皖临时特委书记的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急令红1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也还有两万兵力可以与敌周旋。”

  对于曾中生，蔡申熙一点不陌生：1900年6月出生于湖南资兴县东乡，黄埔四期毕业。1928年冬，曾中生任职于中央军事部，担任参谋科科长、委员等职，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1930年11月，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到达鄂豫皖苏区，随即成立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并兼任两委书记。

  蔡申熙还没有吭声，台下战士已经发出一阵鼓噪：“别唬弄我们了，两万人在哪里?”

  “我说的是实情。”曾中生一一报上家底：“特委手上有六个教导队，约3000余人枪，加上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补充军、赤卫队，总数肯定有两万人。”

  说不动大家，曾中生把求助的目光投向蔡申熙。在这个时刻，主官的态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全军的动向。

  “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更不可思议的是可能全军覆灭。”蔡申熙的开场白，让曾中生的心凉了半截。

  “但是，现在往回走就安全吗?”蔡申熙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战士们心里的疑问：

  “敌人不仅在鄂豫边集中了7个师，还在通往皖西的路上布置了众多的部队。我们就算是回去，也首先必须突破鄂豫边的包围圈，然后要冲破敌人的堵截，即使能够安全回到蕲黄广，那里同样有敌军守候着。我看，回去也是凶多吉少。”

  最后，他大手一挥：“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人民打仗，为革命牺牲，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此行本来是做客的，现在要反客为主，主人不在，我们这群客人要帮主人打狼。我的意见是坚决地留下来，下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大家别忘了，在我们后面，红1军正日夜兼程地往回赶呢！”

  有根有据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动员，很快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于是，曾中生、蔡申熙以红15军为骨干，以鄂豫边的6个教导队等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及广大“红色补充军”(军长为王树声)为基础，组成3路指挥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迫使敌军不敢冒进，只得分散“清剿”。对侵入苏区中心的军，曾中生指挥3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进行袭扰和围困，搞得“围剿”军提心吊胆，进展异常缓慢。为红军主力回师赢得了宝贵时间。

  1931年1月上旬，红15军与红1军会师，两军移驻河南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4军，由旷继勋任军长，任参谋长，原红15军改编为红10师，蔡申熙任师长；原红1军改编为红1 1师，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约12000余人。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他们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由于红军部队缺少重武器，同时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确实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

  经过几天琢磨，曾中生、、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材生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湖北麻城北部的磨角楼。磨角楼驻军只有第30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构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10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4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许继慎逮个正着。他指挥红11师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也放弃抵抗。

  磨角楼一仗，虽然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河南新县)。新集三面环山，东临淮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异常坚固，机枪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红10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向下撒尿，一边喊道：“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私底下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随着蔡申熙一声“点火”，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新集的城池被炸塌一段，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1000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

  攻克新集，在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亘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

  湖北孝感县双桥镇(今属大悟县)大战，是试阵的第三仗。红4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曾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2000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平汉路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3 4师前往解围。1931年3月上旬，红4军侦知岳部动向后，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10师、红11师，从水两岸展开进攻。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6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6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蔡申熙等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有一段精彩的回顾：

  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10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

  这是红4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1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和曾中生、、许继慎一起，成为开创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黄埔四杰”。

  在双桥镇战斗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壮志未酬身先残，他不甘心。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党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工作。”于是，党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以烈士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的彭杨军政学校校长。

  由于各地工农红军绝大多数都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因此，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更是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基于此，蔡申熙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定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另外，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他在军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培养了1000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其中有多少人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已经没办法统计了。

  1931年4月，中央派张国焘来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鄂豫皖军委会主席。对张国焘，根据地干部开始都非常尊重，认为他长期在党中央工作，既是一大代表，又到过苏联，这样的“大人物”来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党中央对鄂豫皖苏区的重视。大家都没想到这个人如此凶煞，来了以后就给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批评，重则开除党籍。1931年11月，就在红四方面军成立之时，鄂豫皖红军创始人之一、“黄埔四杰”之一许继慎却被张国焘诬陷为“AB团”“改组派”“第三党”，在新集白雀园惨遭杀害。

  但是，专横跋扈、目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比较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张国焘对两人信任有加。1931年7月、11月，根据他的提议，相继被任命为红4军军长(政委曾中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则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分局监察委员会主席、鄂豫皖军委会参谋长，还曾经代理过鄂豫皖军委会主席。张国焘希望用破格擢升和重用来换取两位军事将领的忠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为人谦和，但在事关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打半点折扣。

  1932年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来说，是令人亢奋的日子。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六安)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达40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猛烈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50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5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2个军6个师，主力部队达到45000余人，地方武装更是发展到二十余万。一时之内，“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的名声甚至超过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慑于红四方面军锐利的兵锋，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四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蒋介石亲自指挥五十万大军进行“围剿”。

  但是，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他在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竟然声称：“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竟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是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军只能作一支起辅助作用的“偏师”，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就是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

  向来冷静的蔡申熙却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面对一脸愕然的张国焘，蔡申熙条分缕析：

  从力量对比看，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并没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计划；

  从当前敌情看，各种情报表明，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50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预案；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平汉铁路，处于由两河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掣肘；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地处中原腹心，它对于中心城市(如洛阳、武汉、南京)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一心腹大患……

  对于上述分析，当时张国焘置若罔闻。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如实叙述了蔡的先见之明：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该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却是必要步骤。就在蒋的第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为了未雨绸缪，蔡申熙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平汉路以西的情况，派人到鄂西北和豫南、陕南搜集情报，并与鄂豫陕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络。但是，当他将这些凝聚心血编成的报告送给张国焘参考时，张随手放在了一边：“也许你的这些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

  张国焘的错判形势，很快给红军带来严重损失。1932年7月，蒋介石命令“围剿”部队发起总攻，各路敌军潮水般涌进鄂豫皖苏区中心区。红四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撤围麻城，赶回苏区御敌，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冯寿二、七里坪两地和光山县扶山寨连打三仗，均未能阻止敌军攻势，被迫转移到皖西，与旷继勋的红25军会合。在皖西，主力部队又遭到敌军追击纵队和拦截纵队的夹击，未能实现在皖西打开局面的战略意图。一怒之下，张国焘把旷继勋撤职，由蔡申熙接任军长，同时决定红四方面军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找战机。

  行到英山北部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南下不成，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绝境之下的行动方针，这次会议军史上称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等人。围绕如何解围，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提出的。他主张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东沿安徽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但是，东出潜山、太湖的主张遭到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预设的陷阱。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觉得应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沈泽民的坚持观点，得到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委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指定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已经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曾中生一语双关地催促：“申熙啊！我们应该‘旭初’啊！我们大家都希望东山再起，再次看到根据地的朝阳升起。”

  经他这么一提，几位巨头们蓦然记起他关于“预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时间仅仅只过去了3个月，而战场形势却是攻守易势。

  张国焘自感无颜，为了解围也顾不上面子，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评评，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提交军委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不紧不慢：“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军也有数万之众，运动得开吗?如此形势，坚持内线作战，如何坚持?当今之计，唯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恕我直言，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3军也在那里活动过，群众基础较好。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境，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蔡申熙话音刚落，站了起来：“我同意申熙同志的意见，确实是深谋远虑。东出潜太和坚持内线作战，都是不明智的。为今之计，主力向西转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该学朱毛，就得学嘛！”

  刚坐下，曾中生随即补充：“有时，走弯路是为了更好地走直路。现在，我们暂时向西，是为更好地向东。”

  见黄埔三杰意见一致，张国焘马上拍板：“申熙同志兼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全军向西转移，跳到外线作战。”

  会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蔡申熙带领，一路由、陈昌浩带领，分道向鄂豫边转进。

  黄安河口镇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10月8日，一路穷追的胡宗南部第1师、俞济时第88师与红军主力相遇，遭到蔡申熙部的猛烈反击，伤亡2000余人，退入河口镇。9日晨，蒋介石加派整编第2师从冯寿二方向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镇之敌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前往冯寿二御敌，在仙人洞一带与敌激战。9日中午，援敌不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对蔡部的包围之势。蔡申熙果断指挥主力向新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眼看敌人就要扑到面前了，警卫员劝说不动，就架着蔡申熙往下撤。“放手！”蔡申熙怒吼着挣脱出来，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就在这时，尾追敌军的冲锋枪射中了蔡申熙的小腹。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过去。等到他醒来时，已经随部队撤到安全位置。当时卫生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连最普通的麻醉剂都没有。蔡申熙的肚子被子弹打得稀烂，军医一无药品二无设备，束手无策。

  听说蔡申熙负伤，冒雨奔向红2 5军指挥所。脚下是崎岖的路，身上雨水浇，他心中惴惴不安。赶到蔡申熙身旁，只见他呼吸短促，脸上十分痛苦，断断续续地说：“向前，我……不……行了，你要……”

  紧握他的手，安慰说：“你不要多说话了，好好养伤！”“唉！”蔡申熙叹了口气，好像是有许多话要和老同学讲，但是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向挥挥手，意思是快去指挥作战吧。亲自向医生嘱咐了一番，要他们全力抢救，精心护理。他怀着希望又冒雨奔向指挥部。然而，热忱的希望并不能战胜死神。弥留之际，蔡申熙深情地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艰难地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到底！”当晚，蔡申熙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仅26岁。

  蔡申熙的牺牲，使心中十分悲痛，他率军继续向西转进，很快在川陕地区站稳脚跟，开辟了著名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长征前夕，兵力竟然发展到八万之众。事实上，蔡申熙的战略预见是极其高明的。

  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蔡申熙。1989年11月，新华社公布了确定的中国人民3 3位军事家（后增加为36位），蔡申熙的名字赫然在列，和、周恩来、、、、叶挺、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左权、彭雪枫、罗炳辉以及十大元帅、十大将并驾齐驱。如果以牺牲或逝世的年龄计算，蔡申熙可算最年轻的军事家，他牺牲时仅仅26岁。

  1997年7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在建军70周年前夕出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收入了“蔡申熙”和“蔡申熙的军事思想”两个词条，称之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

  2002年8月1日，在建军75周年之际，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一)》纪念邮票一套5枚，蔡申熙和另外4位红军时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刘志丹登上国家名片。

  2005年4月19日，新华社在“永远的丰碑”栏目推出蔡申熙简介，让其生平事迹再次引起后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