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0日，被称为甘肃榆中最美“妖婆子”的网红“杨老二”在表演时被灌白酒，躺在床上休息后再没醒来。哥哥杨海龙今年是第一次被邀请成为其中一员，而像这种临时组队的社火演员，在西北农村地区并不少见。

  地处西北地区的甘肃及周边的山西、陕西，不少农村至今保留着过年耍社火的传统。这项起源于秦汉百戏，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集体游艺活动，近几年由于短视频平台的火热，让原本极具地区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互联网传向全国各地网友的手机。

  这些参加社火表演的村民，有的是家传社火技艺，也有近年临时学习的。他们大多平日里有正式工作，春节回家后自愿参加这项没有收入的节庆表演。而一些老人感叹，愿意学社火的年轻人慢慢的变少了。

  杨海龙和弟弟二人早年在北京打工开饭店，后回乡在兴隆山村附近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虽然都是榆中县“兴隆山村社火队”的队员，但本家是城关镇蒲家村人。兴隆山村上一次表演社火大概是在23年前，时隔20多年重新搞社火，许多人是第一次参加，杨海龙便是如此。

  “平时该干嘛干嘛，就过年那几天耍耍社火。我俩是干农家乐的，玩这个也没有工资。”杨海龙说，自己的农家乐开在村子周边，平日里大家都熟悉，所以就参加了这次活动。

  兴隆山村社火队中有舞狮、打鼓、扭秧歌、角色扮演等，兄弟俩被邀请扮演“妖婆子”的丑角。“我扮演的是漂亮一点的，弟弟则是扮演搞笑的。表演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定的动作和节奏，只是玩出搞笑和幽默就行。”杨海龙说。

  兴隆山村没有能够形成过年表演的固定时间，也没有流传下来成套的表演节目，更像一个草台班子。村民都是自愿参加，没收入，偶尔邀请方会给村子一点红包。

  在杨海龙印象中，父亲参加过社火表演，那时兄弟俩还小，看着大人端着的盘子上放着一个个酒杯，满脸笑意地穿梭在社火队伍之中。“辛苦，辛苦，喝两杯吧。”面对这种客套之言，有的队员可能会端起来喝上一杯，碰上不愿意喝的也没关系，敬酒的人既不会生气也不会强迫。

  在社火表演当中喝酒，并非榆中县独有。今年春节，甘肃永登县牛站村的段国林饰演“醉关公”时，由于形态逼真，威风凛凛，在网络上爆火。仅抖音APP上，#醉关公 词条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了12.6亿次，人民视频、新华社快看、甘肃观察等媒体也进行了视频报道。

  “酒必须要喝，这是高跷队的习俗，但是自己一定要控制。”尹国勇和段国林从小玩到大，两家村里相隔不到50米，他说演醉关公时喝酒是流传下来的习俗。今年2月22日，在秦川镇表演时，尹国勇看着段国林拿着酒瓶仰脖痛饮，喝了不少。

  所谓“醉关公”，重点在一个醉字上。西北的春节天气严寒，段国林的演出服略显单薄，一口酒下去能暖身子。喝酒后长哈一口气，手里的长刀来回舞动，刀身上铁环哐啷啷作响，增添了肃杀的气氛。伴随着段国林面部动作和装束打扮的加持，其与影视剧中的关羽形象更加相似。

  永登县的“醉关公”是自己主动拿起酒瓶，视频爆火之后不少网友留言质疑，其并没有直接回应。好友尹国勇透露，平时段国林滴酒不沾，但喝完酒之后的他依旧能踩着高跷，晃晃悠悠、大步流星朝前走。

  “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为这个我们前前后后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群众过年的时候要玩好，不能出事。”今年2月24日，甘肃泾川县水泉村“社火表演小演员晕倒昏迷不醒”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作为此次社火组织者的李军华(化名)说，等到正式演出时，意外发生。队伍刚出村没几步，芯子上的那个娃就睡着了，怎么喊都不醒。李军华让负责人把娃给放下来，但放下来娃立刻就醒了。李军华颇为无奈地笑道：“就在放下来的时候被游客拍了视频放到网上，说我们小朋友出事，有些人为了蹭热度就胡说，但这样一个时间段娃好着呢，晚上村里组织节目他还在院子里玩。”

  农历腊月初，村里的石有山(化名)、左新贵(化名)等几位老人上门找到李军华，询问“今年咱这社火还弄不弄”。李军华告诉老人，要征求大家意见，只要来的人多凑齐队伍，村上就搞。

  1982年出生的李军华，小时候就一直参加村里办的社火，虽然中断过，但是一直都延续着。得到了肯定回答的老人们，随后各自回家，联系熟识的村民，约定正月初五村子广场见。

  正月初五那天，随着咚咚咚的锣鼓声在村广场响起，各家的参演人员鱼贯而出，熟识的人在小路上碰见相视一笑，结伴而行，最终在广场上汇聚成巨大的人群。“1600多人的村子，来了300多人。”李军华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当天就分配了舞龙队、狮子队、秧歌队、旱船队、高抬芯子队的负责人，各个表演队根据往年的演出搭配挑选人员。高抬芯子比较特殊，一方面参与的演员是六七岁的孩子，另一方面还需要站在台子之上，存在危险系数，所以每个高抬芯子下又单独安排了人员负责。

  参与高抬芯子的孩子，只是在寒假期间配合演出，日常学习不会受影响。高抬芯子本身就是为孩子设计的表演，由于体重和身高限制，成年人没法参与，村子里不少人把自家孩子带来表示“让我娃也站芯子上露露脸”。

  挑选小演员当天，村里一户人家把儿子带着，还没上跟前，负责人就摆了摆手说：“不行不行，娃太大了，最高只要一米一的。”看着自家娃一米四的个子，这户村民只能带着孩子悻悻而归。

  就这样，一只社火队伍拉了起来，水泉村的社火表演依旧是群众之间的自娱自乐，没哪个部门给他们说要组织一场社火表演，村民平时也都有工作。

  召集了队伍，紧随而来的就是节目排练。随着正月十四的临近，村广场排练人员慢慢的变多，要解决的问题如同彩排时天空飘起的雪花，不仅多而且各式各样。

  “手套赶紧去买，下雪天让人家光着手抬轿子?”“上芯子的娃一定要穿厚点。”“问一下石叔，关羽的刀做得咋样了?”“饭上不敢马虎，盯紧些!”虽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但李军华俨然就是一个戏剧团的团长操持着。村里的张姨想在秧歌队伍中站在“C位”，理由是“我扭得好啊”，但其他人不乐意，找到李军华后，好在都是同村人，三两句话就将位置重新安排妥当。在李军华之下有各队的负责人替他分担工作，层层分工。

  有网友质疑“父母为了钱把小孩送上去受冻”。李军华说，这本身就是个娱乐活动，不存在为了节目有金钱输送。作为村子里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李军华在今年筹备时自己主动垫了4万元，在随后的日子里又筹了4万元共计8万元，才算是让社火队的演出资金有了着落。

  部分村民解释，对村子里的小孩家长来说，他们也很愿意参与：“我不领他来，他就在家里边玩，要么就是看电视，要么就是玩手机。”

  水泉村有流传下来的社火习俗，例如高跷队之类，是孩子从小开始要学的。永登县牛站村的高跷和水泉村的习俗一样，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

  据牛站村村民讲，从明朝开始村子里就有踩高跷的习俗。“我们家是爷爷传给我爸，我爸再传给我。我最开始学的不是踩高跷，而是舞狮。”前述提到的醉关公扮演者段国林的发小尹国勇，从4岁开始在父亲监督下学习舞狮，他只记得在自家院子里，父亲为避免他偷懒，拿着棍子站在不远处，稍有松懈棍子就会打到身上，自己一边哭一边拿着狮子头挥舞。

  学习舞狮之后，尹国勇又被安排学习踩高跷。不到10岁的娃天性贪玩，看着那么高的木桩，产生了本能的拒绝。“没办法，练的时候一直哭不想踩，然后就被父亲打，一边挨打一边踩高跷。”尹国勇讲起儿时练习的场景，莞尔一笑。最开始他只能踩20厘米高的，等到8岁的时候高度变成120厘米，16岁正式参加高跷队就变成如今的220厘米。从小练习舞狮和高跷，让尹国勇对这些事务第一次有了心理变化，源自他8岁那年的首次登台演出。

  “就在我们村子的戏台上，台下有上千人。”尹国勇回忆，他当时紧张得哭出了声，自己一边擦眼泪一边被父亲送上了台。他至今记得在后台父亲说的话：“去，好好演，你是咱文化传承人，去吧。”8岁的稚嫩少年，就这样站在村子的舞台中央，自己在家曾无数次从狮子头内向外张望，看到的是自家的院墙，看到的是拿着木棍的父亲，这一次他看到了台下无数的村民。

  随着锣鼓声响起，想着父亲在家教的步伐，按照阴阳八卦图的阵型，尹国勇在舞台上闪转腾挪。当所有动作结束，台下一片叫好和鼓掌声，随之而来的是一块红布蒙在了他身上，手里、口袋里也被塞满了糖、水果。尹国勇觉得，当时的感受现在来形容，就是浑身上下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感觉特别自豪，从此便不再抵触社火表演。

  16岁刚过，尹国勇便加入到村子里的高跷队，逐步上妆扮演角色，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讲究”也开始深入他内心。“就拿降香仪式来说，表演的那些天每天清晨起来一次，上完妆后表演前一次，表演后还有一次。有些地区踩高跷会跳、扭，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能是按照八卦图的阵型往前走，不能让人碰到演出服装和高跷。看到有人在地上磕头，必须要从他身上跨过去。”尹国勇说，这便是“关公袍下过，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民俗由来。

  当社火这场“盛宴”因春节而起，那就注定它也会因春节结束而息。没固定的机构，都是临时协调，社火表演不仅需要购买服装、制作道具，演员吃饭、车辆运输也都需要花钱。

  即使是牛站高跷这种在网络爆火的团队，也会面临资金的困扰。尹国勇坦言：“有时候钱不够，我们还得贷款买设备，购买演出服、安排车辆，都是贷款弄的。今年从正月初七到正月十六，村子因演出获得的收入为二三十万。但有很多地方没演成，要么去了放的钱很少，也就只是基本维持我们的生活费用。”

  如今，参与社火的年轻人慢慢的变少，基本是中、老年人参与。水泉村一直负责道具制作的石有山老人感叹：“社火耍得再好，办得再精彩，也要和经济挂钩。现在叫个年轻人过来耍社火，人家会问你一天开多少工钱。”和很多逐渐没落的地方习俗一样，参与社火表演的年轻人慢慢的变少。“我们没资金支持，就是每年群众自发娱乐。”

  “说实话咱也就是爱好这个，谁需要道具我就给谁做。”石有山曾经一次性给戏剧团做过20把关羽使用的“春秋刀”。西北地区一些民营戏剧团收益少，下乡演出条件差。不少人找石有山做道具，一口一个“爷爷”地叫着，石有山心想“这都是我孙娃娃呦”“现在唱戏的也可怜”，自己60多岁又不图挣多少钱，索性就把道具免费送给他们。

  红星新闻记者接触到的多位社火演员和幕后工作者中，缺乏资金支持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问题。李军华所在的村子，之所以能坚持耍社火，是因为这是村子长期流传下来的习俗，家家户户也有传授社火技艺的家风。但社火表演往往随着春节结束而戛然而止，演员和组织者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因此表演一直属于公益性质。社火队一个春节演出下来，往往入不敷出或者刚刚保本，条件好点的会有一些收入，然后也会统一用于公共建设。

  一个转机是，近几年在短视频平台助推下，民间艺人再次火了一把。今年春节段国林表演时“关帝庙前一步三回头”“醉关公烧黄裱纸祈福”“关公怀抱哭泣孩童点红”等视频，在抖音上迅速走红。紧接着很多人开始认识和了解牛站高跷，段国林和尹国勇上街也开始被人认出来，他们团队的小伙被人围观拍照，一股此前从未体验过的陌生感向他们袭来。

  春节期间，尹国勇看到南方的游神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将音乐和彩灯加在神像之上。他认为短视频时代，社火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通过新手段让更多人知道，是件好事。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传统的东西应该坚守，也需要多点创新，向别的地方学习，把好的东西引荐过来。

  随着春节结束，尹国勇和段国林一起卸下装束，回到兰州做自己的电焊工。那些拼凑起来的临时演员，也回归正常生活，他们要么继续留在农村种庄稼，要么外出打工，老人继续在村里带孙子，孩子们继续上学。

  水泉村的石有山老人在和老伙计们整理申遗资料。为了将水泉村的高抬芯子申请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花了将近10年时间。如今，老人们期待着能更上一层楼，让其成为省级非遗，以后能有更多年轻人把这项活动传承下去。